轻与重的界线看似分明却又模棱。在生命运行的轨迹中，在历史演变的长河里，在人格日臻完善的嬗变中，轻与重总是在不经意间被不停地交换着位置、互渗着角色、演绎着轮回的真谛。
行将离去的生命，也即由贴近大地的翔实和沉重变为落叶般轻松了，但生命的延续者却要背负双重的沉重去为那远去的轻无祈求。曾见一位母亲在神像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口中不停喃喃：“神啊，救救我那绝症的孩子吧！……”此时铅灰色的天空重得似要塌下，旺旺的香火却在猎猎寒风中熊熊燃烧，被风吹起的香灰飘雪般漫天飞舞。她一次次地奉上香蜡，一遍遍地跪倒在心目中唯一能带给她希望的众神像前，把心中沉重的结卸给了这些不会说话却能与之交流的神灵，走出庙门的那一刹，生命在此时亦变得如同飘飞的香灰而轻了起来，真真是“甜美的生命之轻托她浮出了未来的深处。”
一个人的内与外、表象与本质或许会如出一辙，但这并非唯一和绝对。贾宝玉周岁抓脂粉钗环一事，便让政老爹怒而断日：“将来酒色之徒耳！”其实宝玉的本质非但如其父所言，反是孕育在“母胎”中与落后的封建时代相叛逆的“新人”。而道貌岸然如正人君子般的贾政，又何尝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虽满口的“仁、义、礼、志、信”，自个儿又何尝干净呢？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仅从一个人的表象行为去衡量判定一个人的价值，难免太浅太薄，进而反可推断出其本人就是一介肤浅之徒，不具能力去认识对象的本质。用人之道亦是如此，大凡古今为领袖者，贤者定会视小者为其轻，大者才为其重，况小者易改，而大者则不易。相反，不贤者才会识其小而舍本取末。由此可见，大与小，轻与重，体现在此处万不可率然视之。
走过历史，有无数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为后人歌颂，有若干风流才子的精韵华笔为人们吟哦，可谓功显昭章、芳流千古，真切而实在的厚重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损地游来，这算是最为幸运的吧。不幸的却是那些被记载流传下来的人事变成人们任意戏说、篡改的对象，其真实的成份已被抽剥若丝，每每杜撰渲染，内容各各不同，无以识辩真伪，热闹却见荒唐。按“凡存在皆合理”的原则，本也无可厚非，但事实却不能不见其厚重的真实被亵渎了，故只能变得比鸿毛还轻、比单衾还薄的被恣意歪曲的结果，如果古之先人看到这一幕，定会为他的同时代人而“友邦惊诧”吧！一代枭雄曹操便是如此，曹操足智多谋，胆略过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文坛的领袖，又为整顿东汉末年的国家政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许多戏剧作品中却把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歼雄。而更为不幸的还是那些不曾载入史册，却在当时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名英雄们，与时同亡而不为后人所知就更无从掂量其轻与重的平衡了。
在与时俱进亦与时为变的洪流中，得与失演绎出的轻与重亦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如焦裕禄等无视钱权名利，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为国家做贡献，哪怕是献出最可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他们虽然失去了健康、财富、生命，但却恪守了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职责，维护了共产党人的尊严、人格和操守，自然为人们所怀念和称颂。而那些贪赃枉法、循私舞弊者，以损公肥私、追求个人利益为终极目的并不择手段，最终只能走上有悖于人民、有悖于社会和国家的自取灭亡的道路。得与失于前后二者，虽因人而异，孰轻孰重，却自是明了。
民族文化代表着民众的精神面貌与素质水平，其表现出来的一些文化现象亦会影响深远。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底蕴精深丰厚自不必说，世人对其发扬光大的辉煌业绩也更是功不可灭。而今却有一种不良现象在困惑着人们的视听，那就是“名人现象”。五音不全的歌星因为是名人，就可以任意索要高额出场费以抬高身价、牟取暴利；演技平淡但略有姿色的演员，因为是名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夸耀自己在生意场上如何具优势，如何懂经营，还自贯美名日“富有经商头脑”。她们不需付出太多，不需为社会创造多大价值，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而那些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们以及在祖国重要岗位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们却鲜为人知，因为他们远不及名人炒作、名星隐私沸沸扬扬于媒体而成天左右着人们的视线那样火热，无怪于连七、八岁的小孩也会对某某名星的什么生日、血型、爱穿什么袜子等等乱七八糟的琐事如数家珍、了如指掌，而对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真正的现代文明却茫然无知。仅就此等显者与隐者，不知该如何理论其轻与重才算恰如其分。
何为轻？何为重？一位先哲曾因简单地把轻定义为积极，重定义为消极而被后人嘲笑并予否定，我等又岂敢枉加定夺。也许轻与重本就是没有定数、没有绝对，那就让我们在现世流转的轮回中去解析它存在的价值吧！
200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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